文/王朔

01

把《文集》囊括的一些作品挑出来巧立名目结成新集，本意是想节省读者一些精力，同时也让盗版的同志更方便一点。老《文集》收得全，全就不免滥，好比一条鱼不洗不开膛就上了桌，让人出了全鱼价，一口没留神还添了恶心。这里这些就算鱼的中段了，一些鱼刺鱼骨头什么的也剔了。买过《文集》的人就别买了。家庭生活困难下岗的待业的靠希望工程救助的也算了，留着钱过日子吧。忙着做生意忙着翻两番的不敢耽误您时间。立志做学问理想超凡出圣的您也别掏这份钱，回头再惊着您。我希望我这书的买家是那些倒霉的、无聊的、每天没什么念想没什么指望的；最好是没被吓唬过，压根儿没看过我东西的人。这样我就不觉得对不住谁啦。

02

挑选这些篇目是因为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含有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有过去日子的斑驳影子。写存在过的人和生活，下笔就用心一点，表情状物也就精确一点。尤其是那些言情小说，大部分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你可以看出来我写这些东西时还很纯洁。我的意思是说脑子还没被各种激进或者反动的概念搞乱，还相信某些东西，还有人味儿。这些品质今天于我已丧失殆尽。我再也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了。实际上从1992年之后，我已经不再写小说了，一种有害的自身的变化使我一拿起笔来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我曾经讨厌过的人。

我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本来是件好事。我以为中国高校的文科教育结果不过于训练出一班知识的奴隶。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写的文章，无论他们把话说得多绕嘴多不通顺，一句话是很明了的，那就是卫道。这种中学老师干的事让他们揽过去还干得那么欢，煞有介事，真让人瞧不上，进而怀疑他们的思想能力。有人说我没事爱往知识分子身上泼脏水，是因为我自己没考上大学，自卑心理作祟。姑且算他说得有理，我自己开初也确实在这话题上有些孩子气的表现。但现在要还这么说就显得大伙儿都太庸俗了。

王朔 图源网络

我曾经立誓不做那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这原因大概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们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他们那么不通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儿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

我相信这是一种人性弱点，就像有几个钱会使人堕落掌握了知识也会使人存心欺世。我本来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区别对待的。我幻想自己可以免俗，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保持住纯朴天性。事实证明我错了，一个妓女在她的皮肉生涯中是无法保持贞操的，而且最终难免染上一身梅毒。我想说的是我在多年写作中已经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这变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无可奈何。

03

对我而言，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

从1984年初到1991年底，整整八年我处于职业写作状态中，日以继夜，除了写字就是看书。离人群远了，离社会远了，偶尔上街也如隔着玻璃鱼缸看新鲜。一切发现、感悟皆非生活经验而是来自书本。那些貌似形象、生动的文字概念又因其言之凿凿、确有深意于是被轻易地接受了，当做生活本质牢固树立在头脑中。思路似乎也因读书开阔了、拓展了、清晰了。沿着书本构成的认识捷径快速前进给人一种提高了的快意。世俗的乐趣和欲望被理智打人不齿于人类的范畴。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人其上，就再也难以抽身。

概念这东西有它很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概念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言说真理的强烈欲望。搞得不好甚至会误会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这就没法再写正经常规小说了，每写下一句对话，一个动作都会有概念急急忙忙跑出来把抽象的含义强加之上。这当然可以使一句句子含义多样乃至丰富，可无法完成哪怕一个自然段，硬写下去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千字之后便不知所云了。到了后来，干脆对常规小说产生蔑视，以为全世界只有一部《圣经》配称为文学。把自己的一些屁话视为微言大义的启示。

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说得越肯定引起的争议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和另一个概念化的人争论起来会像打扑克一样用同一些牌一局一局打起来没完，你会发现大家拥护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何以互相隔膜到如此程度，不得不使人怀疑争论的原委意在攻击人身。这也就是概念的第四个特性:从概念出发画出的曲线是一路向下的，最终到达下流。

有聪明人讲中国文学没有大家是因为中国作家都太聪明了。还有笨蛋说是缺乏激情。我的悲剧是在知识面前失去了自我。我没能抵御住在知识宫殿扮演一个角色的诱惑，结果和别人一样净身当了个太监。被概念彻底驯服的人是写不出好小说的。我指的好小说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现生活表象的。那些被知识分子自己无耻吹捧的其实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小说，我们自己知道那有多简单多容易。我毁了。我的语言完蛋了。

看这篇自序的文字就会一目了然我现在的语言是多么拗口蹩脚、杂乱晦涩。我不知道怎么摆脱概念的控制，这趋势可不可以逆转。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我曾经想靠讲几句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得出口骂得带劲儿。这真没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指责它就会变成它像知识分子那么神奇。

所以，假使我现在仍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

04

关于我的早期创作，很少见严肃的评论，比较流行的一种轻薄的说法就是“痞子文学”。这说法最早出自某电影厂一个不入流的导演口中。这人是南方人，对北京的生活毫无见识，又是个正人君子，看不惯年轻人的一些做派，便脱口而出。初开始我也没在意，这么感情用事的话随便一个街道老太太一天都要说上好几遍。后来这话越传越广，缺乏创见的论者频频借来当做真知灼见，一般读者也常拿此话问我，弄得我颇有些不耐烦，因为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是个痞子，这本该由论者解释，这是他们的发明。再往后再往后，这个词把很多聪明人变成傻子，这个词成了一种思维障碍，很流畅很讲理的文章一遇到这个词就结巴，就愤怒，然后语无伦次把自己降低到大字报的水平。

看到那么多可怜的学问人因此患了失语症，我不再觉得好玩。当有读者表示不太明白那些论者何以表现得像跟我有私仇，强烈的同情心逼迫我替他们做一些解释:就概念而言，痞子这词只是和另一些词如“伪君子”、“书呆子”相对仗，褒贬与否全看和什么东西参照了。叫做“痞子文学”实际只是强调这类作品非常具有个人色彩，考虑到中国文学长期以来总板着的道学面孔，这么称呼几乎算得上是一种恭维了。总不该可笑地叫“纯文学”、“严肃文学”什么的吧。执拗的读者往往会接下去问:“那你自己认不认账?”我无处可遁，只好点头自认，模样悲壮心里却觉得像冒领爵位，想再解释几句，也得了失语症。好在此语一出，大家也都满意，不再往下追问。老和别人这么讲，自己也就真说服了自己。如果大家只会用这种方式说话那就这么讲吧。显然概念的产生有它的必要性，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简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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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误会想向读者做一点儿说明。因为我生活在北京，很多糊涂人拿我的东西和老舍的东西相比，一概称为所谓“京味儿”。这比较是愚蠢的。南方人讲些昏话倒也罢了，他们不了解北京像我们不了解他们，彼此也只能一省一市地总体评论。有些北京人又不是老舍的儿子，一说起“京味儿”好像北京从未解放过，还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拿这把十六两制的老秤盘子东约西约，什么货色放上去也是斤两不足。闹起来也让人觉得是和隔世人说话。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1949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到底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组成的。说句那什么的话，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没人，党政军各部门连干部带家属这得多少人?不下百万。

王朔全集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唯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上中学时在西城三里河一带，班里整班的上海同学，说上海话吃酒酿圆子。我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吧。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循。

毛主席逝世前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的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也许我笔力不到，使这些人物面目不清，另外我也把中国读书人估计过高了，所以闹出一些指鹿为马的笑话。写小说的人最后要跳出来告白自己的本意，这也是小说的失败。一想到我们彼此永远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一宿命，这种告白也是多余的。两害相权，和所谓“京味儿”比，还是叫“痞子”吧。

05

有一个家伙对我转述另一个家伙的评价，说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跳蚤，只可惜没能跳得更高。这厮言下很有些看客的失落。我比较挑衅的回答是:你也就配看跳到这么高的东西。比较厚道的回答是：又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后边还有更好的，跳得更高的。用瓦尔特的话说：谁活着谁就看得见。

王朔最新小说 新星出版社

临到世纪末，新时期以来蹦跶得比较欢的跳蚤们都有些力不从心的样子。坚持在原地起跳的老腕儿们越跳越难看。紧接上场的新秀也是一蟹不如一蟹，与其说是蹦不如说是横行。报刊上不见新鲜的欢呼，更多的是对一些迟暮美人过气英雄充满同情的探访。一个热闹的时代行将过去。打扫战场，只拾得这一本集子还名其曰精华我也惭愧。中国人艺术生命之短和繁殖力之低常令我自作多情地感叹。感叹之余也不复有当年的雄心。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予理睬，不给机会。这话很豪迈很自信，不知是否代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风气，愿与广大读者共勉。

本文为《王朔自选集》自序，收录于随笔集《知道分子》，博文原标题为“王朔：我对任何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

交易中钱的本质是什么？ 感谢阿星分享 最近一个朋友的基金被套，借钱补仓 我告诉他，每一笔交易都是独立的 你每一次开仓的理由，只能是看好趋势 拉低成本这种事，就是自欺欺人 他说没事，只要我不割，就会回来的 这就是典型的没搞清楚钱的本质 我们问一个人有多少钱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问，此时此刻他的极限支付能力是多少。 钱这个概念，必须有时间坐标才有意义 就像有人承诺，500年之后给你10个亿 就算不考虑通胀，它也没有任何意义 当你的基金下跌50% 你的支付能力就已经降低 亏损就已经真实发生，永远无法改变 哪怕下个月基金又涨了10倍，让你赚了1000万 也无法消除前面那笔亏损带来的影响。 因为那50%本金的损失 让你在后续的上涨中，少赚了1000万 所以说亏就是亏 别用套牢这个词来自我安慰 能够正视自己的亏损，才是入门 22岁的时候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大时代》 从此入坑股票和期货，日夜研究江恩理论 海归交易和基本面，还有各种技术形态。 半年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明天的涨跌没人可以预测，甚至涨跌本身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交易中的仓位管理，自己这半年满仓进出，大开大合赚到的钱，其实都是刀口舔血，运气而已。 一次“黑天鹅”就可以让我彻底出局。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场博弈的数学期望接近于负无穷。 是必输局。考虑了5分钟之后，我果断清仓了所有股票，平掉了所有期货合约，用利润奖励了自己一台当时热播电视剧《奋斗》里面陆涛的同款座驾，开始“行万里路”，从此远离股票和期货。 直到今天，11年内，我没有再买过任何股票，大盘再妖娆，我也懒得看它。它涨任它长，清风拂山岗。 直到后来入了房地产的坑，我才又开始念起股票的好，那就是超强的流动性。 只要资金规模不大，股票市值可以即刻变成当下的支付能力，而房产不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起来资产上千万，但卡里10万块都拿不出来。 就是因为这些资产只是预期，要把预期变成支付能力，就需要“贴现”。 比如说你有他价值2,000万的房子挂了半年都没卖出去，后来急用钱疯狂降价，最终1000万成交，那么这个房子的真实价格就是1000万，不是你认为的2000万。因为量在价前，价格的基础是成交，不是预期。 此时这个房子贴现率就是50%，所以说兜里没钱别狡辩，你就是穷，除了此刻的支付能力，其他的一切资产负债都叫做预期。 钱的本质就是支付能力，你手里的人民币，就是央行对你的负债，是一笔可以随时转移的债权，是央行打了一张欠条，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为什么可信呢？因为暴力机器的存在。美元脱钩黄金之后，凭什么还能在全世界流通，因为不接受美元结算的人，都被美军结算了。 那我们拿着央行打的这些欠条能买些什么？其实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本质上都是能买到一种东西，那就是别人的时间。 你说不对呀，我去饭店吃饭，难道别人没有进货成本？其实不论你买一台车，还是一套房，还是吃一顿饭，还是做个头发，这些所谓的材料成本和进货成本，都只不过是上一个环节里人员的时间成本。 比如火锅店的一盘牛肉进价30，这30块的进货成本，实际上就是批发商，物流人员，屠宰人员，饲养人员的时间成本。任何商品，最源头的成本都只是农民，矿工，煤炭石油工人的时间成本。 而元素周期表上所有的原始资源，都是宇宙免费的馈赠。所以说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本质上都是转化成了对他人时间的支配权，发现问题了吗？ 穷人和富人的本质区别，仅仅在于你对自身，以及他人时间的支配程度，如果一个人年入百亿，但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他是富人吗？ 我认为他是穷人，因为他连自己的时间都无法支配，他只是不断的在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换取无限的欠条，而这些欠条的很大一部分，在他有生之年根本就来不及兑现，甚至无法兑现。财富到达一定量级之后，就不再属于你自己。推恩令一到，啥也不是。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想法，等我赚够了钱，就去周游世界。但问题是他根本没想过，多少才算够。人生跟交易很像，如果你没有止盈止损点，就会一败涂地。你想要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其实你想要的只是尊严和认同，而尊严和认同并不是外物可以赋予你的。 什么才是富人，就是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热爱的事，有尊严有认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富人。就像唐僧说的，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往西天取经而去，所以他能笑对九九八十一难。如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享受任何一种生活。

教科书中常常写到，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民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的学子出国留学并取得成就，中国人聪明的结论不断得到新的证明。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最聪明的民族，此话绝非空口无凭。中国人有举世羡慕的商业才能，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也取得了一项项骄人的科学成就。更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绵延不绝，举世无双。中国人没有非凡的智慧绝对不可能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

中国人的聪明似乎不容质疑。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中国人是否在任何一方面都聪明，还是只是在一些领域聪明，在另一些领域不那么聪明。或者在一些领域有无数的小聪明，而不具大智慧。

如果中国人在每一方面都聪明绝顶，大智大觉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在近代长期被动、挨打，为什么长期跳不出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治乱循环的怪圈？

为什么经过漫长的五千年，中国至今仍是个发展中国家?而被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甚至几十年历史的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远远地落在后面?

从上述问题看，中国人在聪明的同时一定还在另一些地方不够聪明，缺乏大智慧，甚至是十分糊涂。如果把这些领域找出来，至少对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聪明是十分有益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更多的是体现在私生活中：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中，在饮食制作中，在应付考试中，在奸诈黑厚中，在圆滑世故中。

即便在这些领域，有些时候与其说聪明，不如说犬儒；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没有远见，缺乏大智慧。

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却有严重的欠缺。有时作践到不把自己当人的程度。

即使是知识分子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也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没想到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为自己而活着的个人。

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恢复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黄不接，国家需要人才”，我也深为自己有机会能站出来让国家挑选感到骄傲，因被国家当成人才而感恩不尽。对“人才”的观念从没有任何质疑。

20年后，当我从电视片中再次看到、听到恢复高考的这一理由时，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疑惑：如果国家不需要人才，那么，就可以不恢复高考吗?就不需要青年去学习、去受教育吗？

或者说，如果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个青年独立于国家的权利，如果国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过剩，或是培养的人才有问题，那么，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高考就可以随时被堂堂正正地终止了吗？

当时最流行的比喻是——“伯乐与千里马”。难道每个青年活着的目的就是去充当国家马厩中的“好马”吗？如果国家不需要“马”了，青年成为“马”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当马的话，别人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你当人。

这里国家被看成了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而作为人才的个人不过是供其骑乘的好马。然而，如果个人仅仅是“国家”（其实是统治者）的工具，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怎能得到保障？

这种以国家的需要为最高的需要，以国家的理由为最高的理由的国家主义观念早在数世纪前就已被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今天的中国仍在大行其道。

如果20年前这一观念无可厚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坚持这一观念吗?如果个人仅仅是抽象“国家”的工具，有限的政府还有可能吗？还有必要吗？

也许中国人真的聪明、智慧。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把这种聪明和智慧大规模地集中用于去探索建立有限政府的途径。也许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远不如中国人精明。

但是，他们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宝贵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纪，古希腊智慧就发现，享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是变态的政体，靠政府的力量消灭私人财产来实现正义的想法是愚蠢的念头。

早在13世纪，就找到了用法律来限制王权；在17、18世纪的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一些国家实现了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

由于中国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大智慧，落后的中国与聪明的中国人之间的尴尬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中国人向来以精于商业计算著称。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政治头脑也不简单，尤其擅长钻营与厚黑。

但是，对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却从未用其商业头脑作过认真周密的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尽无穷的苦头、付出无尽的代价而不自知。

20世纪30年代，《吾土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先生就指出，中国人只期待仁慈的领袖而不关心建立捍卫其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以至于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例：

“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好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

他还发现中国人对无限政府与暴政的宽容与耐心就像中国的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不知道这种宽容与耐心是出自大度，还是出自无知。

如果是出自大度，为什么一向斤斤计较的人在这一方面却反于常态；如果是无知的话，又怎么能说中国人聪明？

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的话，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正义？为什么不在意自由与权利，只关心没有权利便朝夕不保的财产与权力？

在聪明与愚笨、人与制度之间有一些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聪明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当然，最好的搭配是聪明的人与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坏的搭配则是愚笨的人与低劣的制度相搭配。

在中国，人与制度的搭配虽不是最坏的，但也绝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坏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难实现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宁愿要愚笨的人与高明的制度之间的搭配。

以对待聪明的态度来衡量，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让个别人的聪明才智压过所有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中国有一句形象的说法用于形容这种制度最恰当不过：“武大郎开店”。

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让每一个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发挥出来的制度。

如此看来，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再聪明的民族，这种聪明才智一旦被压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聪明如果不是形同虚设的话，那么，也只是聊胜于无。

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聪明与否，若能把仅有的才智充分调动起来，倒也蔚为可观，受益良多。如果中国人真的聪明必须拿出最重要的证据来，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

聪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应当是善于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让这样的制度来鼓励和保障中国每个自由发挥自己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能。

结论：人的聪明与愚笨，远远不如制度的高明与低劣重要。而且中国人至今不明白，高明的制度是从哪里来的。要是认知到了这一点，那么，中国人就真正聪明起来了。

那天午后，騎到知本溫泉，飢腸轆轆，路邊有個溫泉煮蛋的院落。坐在連椅上，看到華郵的長篇報導，幾段之後，竟然不餓了，只有心酸。幾十年前建設深圳的那些勞工，因工落下一身病痛，被趕回老家自生自滅。去深圳討公道，被警察追打，絕望地跑到高架橋上，跳下去一了百了，不跳就回家慢慢痛死。

想起哈金的那個書名War Trash，這些和平年代的農民工，耗盡勞力之後，被成批廢棄，construction trash一樣。战争与和平，利用过后被废弃都是他们的命运。一位被廢棄的勞工說：”這個社會沒有公道。輝煌、財富、高樓大廈都是建在我們屍骨上的。”

眼下996這個人群不就是幾十年前這些農民工的辦公室翻版麽？等996一代也老了，這種反人性的工作方式給他們的身心健康帶來的傷害開始大批呈現出來，希望他們不要再像這些當年建設深圳的農民工前輩那樣被自生自滅。只是，希望是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的。

那个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上到下一层层不拿人当人，高官不拿小官当人，官员不拿国民当人，城市居民不拿农民工当人...一层层都是用完就抛弃，医疗当然就成了可有可无，城市居民再往下有了病就自生自灭了。这种丛林国家还到处跟人同胞这同胞那，先把自己的国民当人再谈其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