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看上去美好的人，无缘无故被毁掉了，很多丑恶的人活得风生水起。为什么？不知道。

晚上刮起北風，明天降温。听了会Ella Fitzgerald，再讲个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子发生的故事，因为十岁就离开，残存的记忆像散落在地上的一些褪色照片。记不得那时候几岁，觉得能姐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十八岁的堂哥也这么觉得。她是大队副书记的妹妹。她从小没有妈，那年爹也死了。院子里搭起灵堂，她和她哥戴着白帽子，披着白布孝衣，跪在墙根的草席上，有亲戚进来祭拜，兄妹就伏在地上哭。她的眼圈红红的，脸上挂着泪。

在大队念完小学，她去管区念初中。念完初中，又去公社念高中。念完高中，或者没念完，回到了村里，先是在生产队上工，后来跟着大队的赤脚医生帮工。学校打疫苗，她跟着赤脚医生来，短发齐眉，穿着白大褂，挨个给同学打，教室充满了酒精的气息。打完几个同学，她把换下的针头放進铁盒子，倒满水，放到煤炉子上煮，冷却后捞出来，接着给同学打。打针的时候，她脸上很严肃的样子。那年，她有十七、八岁了吧，是堂哥他们经常有意无意说起的话题。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她是二十几岁的样子。华主席的时候，公社在我们管区建玻璃厂，先垒烟囱，从村里可以远远望见，越垒越高，成了方圆幾十里的标志性建筑。放学后，我们去看热闹，工地上一眼认出能姐，她跟几个男青年在电焊，一手举着个大罩子，扣在脸上，一手拿着焊枪，脚下火花四溅。地上散落着香头大小的焊條头，我们捡回去拋着玩。玻璃厂建好了，车间开工，她戴着没有帽沿的藍帽子和套袖，跟很多男女青年坐成幾排，把融化的玻璃水吹成瓶子。我们遠遠地看，看夠了，捡废弃的次品拿着玩，有的瓶子嘴是扁的，有的像葫芦。

玻璃厂关门了，据说产品不合格，没有销路，本钱花光了。能姐又回到大队帮赤脚医生，平日下地干活。街坊拆旧屋，盖新屋。她跟一位说话结巴的姑娘去做小工，坐在一堵墙下清理拆下来的砖，把上面的泥灰刮下來。墙轰然塌了，结结实实把她砸在下面。

事后，堂哥说那位结巴姑娘要去方便，剛走出几步，身后有巨响，一块砖砸到她脚后跟，回頭一看，一边叫妈一边哭。村民把能姐从废墟中扒出來，已经不成人样，用地排车往公社医院拉。人命保住了，却已经面目全非。堂哥去参军了，我们家去了一百多里外的城郊。那年上初中，暑假回老家，堂哥從部队复员，不久結婚。晚上，堂姐、堂嫂和几位不熟悉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听堂哥讲部队上的事，我跟著听着玩。正听着，进来一个女人，走路有点瘸，面容突兀，大半張脸让头发盖住。堂姐说，能姐，快坐快坐，我給你倒碗水。

能姐看到我说，这不是小XX么？都长这么大了。堂哥说，这是能姐，你可能忘了，走的时候还不記事儿。我木讷地叫了声“能姐”，不敢再看她的脸。堂哥继续讲他在部队的见闻。能姐也不说话，喝完水就走。堂姐和堂嫂留她。她说不早了，明天还要早起上卫生所。她离开后，堂姐叹口气，说能姐命真苦，不然，早跟干部結婚进城了。一位也当过兵的年轻人说，他现在像画皮一样，谁敢娶她？晚上一点灯，不吓死。堂哥说，知道你狗嘴吐不出象牙來。一伙人就散了。

过了几年，堂哥进城卖西瓜，到了我们那里，留他吃饭。他有了个女儿，根据政策，过两年还能再生一个。问他堂姐的事，说嫁給了军官，住在县城。又问他，能姐还干卫生所？他说，她吃药了。第一次喝农药，救过來了，他哥把农药都放亲戚家了。第二次吃安眠药，发现的太晚，也可能是吃太多了，没救过來。

长大以后，我相信命运，厌恶课本教的必然性，后来信耶稣，但不喜欢加尔文的预定论。更不喜欢福音派牧师贩卖的精神鸦片。很多看上去美好的人，无缘无故被毁掉了，很多丑恶的人活得风生水起。为什么？不知道。

1980年代的中国有不少通过考研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越到社会底层，各种人为的障碍越多，但最后坚持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有勇气和毅力的人。很多天分比我们高、条件也比我们好的人遇到阻力就放弃了，一生憋闷在他们不喜欢的地方重复他们不愿过的生活，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那时候，基层单位领导权力很大。我们要考研究生，领导不干， 其中有位兄弟考了三年，去了北大，成为我们的楷模。前两年他并不是没考上，而是考上了领导不放档案，人走不了。他的用功程度，接近头悬梁锥刺股。 这么强的动力来源于两次失败的恋爱。我们一起瞎混的另一位哥们儿有俩妹妹，长得都很漂亮，那位要考研的兄弟先后爱上了人家俩妹妹，被先后谢绝，理由相同，是说他大专毕业，学历有点低。这成了他考研的巨大动力。

第一年考，领导不同意。 他去外面民办公司开证明报了名，对自己信心不足，报了个成都的民族学院，算是试水，初试考过了，领导不干，当然走不了。 第二年，领导还是不让考，他又到外面公司开证明报上名，但信心大了，报了北京一家研究院，又考上了。那个研究院系统派录取人员到考生所在地面试。接到通知后，他不敢让来人去单位，就找朋友商量。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要好好招待。 他妈在家门口摆冰糕摊子，从没有接待过这么重要的客人，就托朋友请了个厨师，提前几天，购买酒菜。他跟弟弟妹妹，打扫卫生，买涂料把家里刷了一遍。

他弟弟五大三粗，干活肯下力; 妹妹小巧伶俐，是街道上的漂亮姑娘，嘴又甜，肩负起招待客人的重任。大哥是她的骄傲，也是她们家的骄傲。后来，说起那天的事，他说来的领导很平易近人，看他们一家很重视，也没有问多么难的问题，饭桌上夸他是有志青年，要培养成才，让他等录取通知。录取通知来了，但领导还是不让走。 他弟弟大怒，要去领导下班骑车路过的桥上把领导掀到护城河里去。但两人经过思想斗争，放弃了犯罪计划，改行曲线救国，调到了另一个有熟人的单位。 第三年，新单位领导给他开了证明信，他信心更足，就报了北大，又考上了。

如果第一年考上，领导就放行的话，他那时都快毕业了。青春就这么蹉跎了两年。 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考上北大是个轰动的事件，他成了街坊邻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也让我们这些在人生低潮中徘徊的同侪看到曙光，坚定了打拼的信心。 一时间，放歌纵酒，好不快活。 但我们那哥们儿的俩妹妹仍然没有爱上他。

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去找学校领导，说要考研，被领导断然拒绝。书记是退伍军人，天不怕地不怕，有天被我从自行车上拽下来理论，他威胁叫他练体育的儿子来收拾我。那时候，二十来岁，年轻气盛，准备好随时跟运动员打一场恶战。但直到考上北大离开，也没有见他公子长什么样。现在老人家早已退休了。校长是位知识分子，喜欢在师生面前炫耀他在北京师大与毛主席女儿李敏同学的经历，讲话不像书记那么粗鲁，多少有些文学色彩。他在教师大会讲，我们学校不是研究生的摇篮，决不允许任何人去考。我坐在下面默念，那就看我们怎么把这个鬼地方变成研究生的摇篮吧。

本来还有四个同事表示要考，一位山东大学毕业，一位北京师大毕业，一位华东师大毕业，一位山东师大毕业，我是只进修过专科。有一天，那位山大毕业的同事写了一英语单词，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不认识。他说是“宪法”的意思。他能背诵美国宪法，对一本英汉辞典记得八九不离十，后来与山大一位教授的女儿谈上朋友。那位北京师大毕业的同事相当聪明，他的梦想就是回到北京，记得在我第一次去北京前，他说走在北京的街上就像走在电影里一样。可惜，他们俩最先放弃了。

过了暑假，教务主任找我谈话，说现在要搞教育改革，你看你也没有本科学历，不能上岗了，我们要重新给你安排岗位。学校里能做的岗位不多，先是被安排到食堂打杂，一个星期就被辞退了，又被安排到校办工厂。那是一家生产民用涂料的工厂，在学校的角落有个厂房。厂长本来是位化学老师，见过些世面，知道不管让我做什么，都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还是安排打杂，先是做送货工和监工，后来又做讨债员。工厂车间改建，与几位民工轮大锤，把指头粗的钢筋砸直，焊成架子。课间会有学生来看热闹。一天午休，化验员拿来一封信，说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让她转交给我。信中大致是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站在远处看我轮锤，心里很难过，也不敢走近问，希望老师高兴起来。虽然岁月久远，记忆依稀，每念及这件事，仍倍感温暖。

那段时光莫名其妙地很快乐。尤其是去工地讨债，骑一辆破摩托车，在城市一些尘土飞扬的角落到处跑，跟各色工头斗智斗勇，看到校园看不到的世相。往往人生最窘迫的时候不是已经坠落到谷底，而是在坠落的过程中。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已经落到了谷底，除非自己在脚下刨坑，否则每走一步，都只能是往上走了。

校长一幅老子看你能蹦多高的姿态，对我们免谈考研的事。革命进入低潮，看各种各样的书，把有些章节一遍一遍地抄写，跟一位早年从印尼归国的英语老师苦学英语，也曾考虑过去建立不久的海南省闯荡，或者像聊城孔繁森那样去支援西藏。但最终还是决定去北京。校长仍然是横在前途上的一根断木。我跟另外两位坚持考研的同事决定不再蹉跎下去，要合力把它移开。我们仨组织起来，夜晚不定期去校长家探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去的时候，心中忐忑，但在校长家的门厅踢爆了一只暖水瓶后，就一块石头落地，知道没有回头路了，只是不知道何时才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在那个时空中，经常会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但像一只强壮的弹簧，反弹的力量更大，随时能把压力弹到一边去。偶尔在路上遇到校长，他会把头扭到一边，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我会以我选择的方式让他看到我。被人踩在脚下已是不幸，如果连被正眼看的机会都没有了，就等于彻底不存在了，就像奈保尔讲的那种允许自己变成什么也不是的人——一个nothing。一个寒冷的早晨，那辆破摩托车折腾了半天才打着火，看见校长从教学楼前的雪松旁走过，便加大油门冲过去，猛然停在他面前几尺的地方，看他瞬间来不及掩饰恐惧的神情，心中有一丝罪恶的快感。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时时想成为校长的噩梦。

与其说那是一种斗争，不如说是一种挣扎，时常产生难以抑制的道德失败感。在出现意外状况的时候，尤其如此。校长夫妇不生育，家中有一养女，正上高中。每次路上遇到，她都会远远地微笑着喊老师，就象其他懂礼貌的学生一样。有一次，考研的同伴半夜躲在校长家黑洞洞的楼道等他回家论理，正值校长女儿下自习夜归，黑暗中猛然看到他，被吓得惊叫。那时候，他为了励志，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剃须，可以想见当时的恐怖场景。至今想起来，仍对那个无辜的女孩子心有愧疚。

不管是斗争，还是挣扎，都是为了让人生上一个阶梯。那时候，会找到所有能找到的历史、文学、人物、语言来鼓励自己，甚至会出现超现实主义的组合，同时用毛主席语录和艾默生的话为自己打气。当时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就是这样，有营养也有毒药，但最重要的是永不放弃。无数次频临绝望的境地， 无数次不断坚持的五分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冬去春来，我们把那个地方变成了研究生的摇篮。我去了北大，另外一位同伴去了北理工。多年以后，人生又上了些阶梯，那些挣扎都算不了什么了。偶尔想起来，甚至有点旁观者的感觉，像看别人经历过的故事。一个年轻人，除了青春和梦想什么都没有，失去的无非是锁链。

到北大后，经常遇到考过三次研的那位兄弟。他恋爱结婚，毕业后在北京扎下根。有一年，他打电话说，“有件事，你一定要来，我妹妹结婚，说请你去。”婚礼很热闹，他妹妹不再是几年前小姑娘的模样，但仍然像高中时一样嘴甜，见面就大哥长大哥短。

如今，那位兄弟已经成了著名学者，他女儿都大学毕业了。那年在北京重逢，约好在人大地铁站等他开车来接。我正站在路边张望，等他说的黑色尼桑轿车，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转身看他竟跟十几年前一样。去餐馆吃饭，他看了眼菜谱，冲服务员说：“去做个白菜炖豆腐，放几片五花肉。 其他慢慢看。 “服务员有点发懵，说要到后面问一下厨师能不能做。 服务员一离开，他说：“这是我们奋斗考研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菜。 “这么多年过去，很多东西都忘了，但永远忘不了两个除了青春和梦想什么都没有的青年在家乡蜂窝煤炉子旁边一起吃白菜炖豆腐的场景。

考上研究生以后离开家乡，在北京呆了些年头，又来到美国，有了自己的职业团队，能跟聪明勤奋的人一起做事情。有个岁末，一位员工在起草的年终祝辞中引用了艾默生的话：“A hero is no braver than an ordinary man, but he is brave five minutes longer。”大意是说，英雄并不比常人更勇敢，只是比常人多勇敢五分钟。这句似曾相识的话又让我想起三十年前跟几位兄弟考研的往事。我等说不上英雄，只是些为了让人生上一个阶梯的蝼蚁，在那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时空中，在一些不伦不类的人看来，这已经是一种冒犯。幸运的是，那种生活教会了我们多坚持五分钟，让我们知道一分钟的勇敢什么也改变不了。

一个在西方社会是常识，但在中文世界长期成为国民心智盲点的道理

读书有什么用？可能多少能让人明了一点眼前看不见的道理吧。今天讲一个在西方社会是常识，但在中文世界长期成为国民心智盲点的道理。

西方这两千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反对“武断任性”的统治，因为它导致灾难。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美国法院，讲到行政权力的时候，“武断任性”（arbitrary and capricious）这两词重复了成千上万遍，婆婆妈妈，到了让人烦的频率。

权力这个东西，集中也好，分散也好，都能干好事，也都能干坏事。所以，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在具体干哪件事上，本身是分辨不出来的。必须超越孤立的事件，放到历史纵深中才能比较出优劣。从亚里士多德起，西方人发现，历史上的人造灾难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武断任性”决策的结果。有些“武断任性”几次，政治共同体就散架了。但大部分“武断任性”的决策不会有那么严重的直接后果，一下就完蛋，而是日积月累，像失血一样，每一刀下去，都不会致命，多少流点血，然后是另一刀，还没愈合，再来一刀……遍体鳞伤之后，会到一个临界点。

基于这种发现，亚里士多德主张，政治的头等大事是避免“武断任性”的统治，找到有智慧的统治方式。这就是法治的理论起源 — — 不能一个人或一伙人说了算，要法律说了算。这是两千多年前西方人的认知，思考过程写得清清楚楚。自那以来，西方各时代最聪明的头脑不是不知道集权能干一些好事；但在这方面，他们比东方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也知道集权避免不了“武断任性”，而且不会只“武断任性”一次，而是免不了形成一个“武断任性”的链条，最终后果不可收拾，造成巨大社会灾难。西方是有了这种理念，又“武断任性”了一千多年、经历无数人造灾难后，才付诸实践。中国历史传统上一直在武断任性的闭环中打转转，尝一段甜头，降一段灾难，统治形态像蒙眼驴拉磨，在对政治权力的认知结核化，直到近代西学传进来，没什么长进。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权力的认知在西方大部分历史时段属于人间常识，到了近代逐步精细化和专业化：行政需要权力集中，但集权导致武断任性的决策，武断任性的决策导致灾难 — — 很少有例外，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必须对集中的权力有监督和制约，目标是达到一种平衡：权力足够集中到有效行政，但又无法武断任性地行政。西方经历过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体，都贯穿着这个线索。美国的行政权（总统的权力）比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要大、要集中，这是行政能力的保障。但要在国内行使这种权力，有个紧箍咒，就是不能“武断任性”，这是联邦法院审理行政当局滥用行政权的标准用语。在国内事务中，这个紧箍咒比较紧，但在非国内事务中，这个紧箍咒很松，比如外交，比如在国外用兵。

回顾这条线索，多少让我们对未来有个不太离谱的宏观判断 — — 具体微观走向和一些规律性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只有上帝和骗子才知道。大的图景：集权会干一些好事，但避免不了武断任性的统治，这是巨大灾难的源头活水。长远看，没有例外；短期看，有个别例外。不管是一个人集权（独裁政治），还是一伙人集权（寡头政治），历史上都是这样。肯定有人想：“我比历史上那些更聪明、更高瞻远瞩，而且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更集权、更厉害……”这种想法不新鲜 — — 历史上几乎所有武断任性的统治者都这么想，但都没逃过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那个规律。能有机会武断任性地统治，人肯定聪明，这没说的，很清楚。但同样清楚的是，肯定没有亚里士多德聪明，不只是在他写的那些书的意义上，而且也在他是亚力山大大帝的老师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和他老师都没少讲“暴政”，美国佬学英国佬，翻译成tyranny，因为翻译问题，大部分中文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望文生义，以为只有残暴的统治才叫tyranny。这是个基础性误解。Tyranny固然包括残暴的统治，但更重要的是讲抛开法律，武断任性地统治。武断任性地统治能不能干些好事，给臣民点甜头？当然会。世界上不存在只用残暴手段统治的tyranny，那种极端状态只在虚构作品中才存在。Tyrant — — 中文翻译成“暴君”，误导性更强 — — 给臣民点甜头的时候，大概相当于古代中国书生讲的“仁政”或“善治”。但按亚氏传统，这种“仁政”跟“暴政”一样，都属于tyranny，因为都是不要法律的武断任性统治。先把这一点搞清楚，思路才能上轨道，去理解17世纪以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讲反tyranny是怎么回事 — — 不只是说国王太残暴 — — 都革命造反了，这一点肯定是自明的，而是说国王不讲理，无法无天，说话不算数，武断任性，瞎搞。

知道了tyranny是什么意思，才能一点一点理解像洛克、孟德斯鸠、杰佛逊那些人为什么讲那些话，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思路。在这种理论框架和政治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习惯讲的集权也能干好事，是个假问题，因为集权也干坏事。就像问开车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样，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既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 — — 武断任性地开，肯定没好事，但截取一个时段，它可以比按交通规则开要爽。但历史不会终结在权势人物的高潮时刻，爽完了历史还继续，后果迟早出来，进入不爽时段。所谓君主立宪也好、人民立宪也好，无非是为了避免那种武断任性地爽一把，留下后果让别人承担的统治方式。它不是要废除“集权” — — 把行政权搞得太弱，国家会失败，像当年的魏马民国一样，而是要用法律、常规、惯例等手段监督和限制行政权，让行政当局对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负责。学会这个，这好像比学习数理化造手机火车头难多了。

比如说，美国有法院、行政系统有自己的惯例和常规，川普胡来，行政系统按法律和惯例做事，拒绝有效执行。前年大选期间，这种事发生过不少。这种制度设计和传统肯定存在自己的问题，好比说，在常规下，它缺少效率，要靠进入非常状态，才能解决一些紧迫问题。但它成功避免了很多导致社会全面崩塌的灾难性后果。像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制度漏洞相当多，任何一位有能力的总统，如果有机会武断任性地多折腾两届，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武断任意的统治，灾难不会马上降临。大部分家暴都不会马上导致离婚或家破人亡的后果，何况有着严密组织资源和强大武力的国家？历史是一个过程，有时候很漫长，体现在上一代人武断，下一代人支付代价。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人们不知道的只是一些具体事件将要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中国这几年显然进入转折时段，不只是经济发展由盛转衰，而且国民对未来的预期由乐观转向悲观，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社会上升期，大部分国民随大流水涨船高，只要不太笨不太懒或性格不太离奇，都会顺势上升。转折期是考验一个人的心智和见识的时段，传统中国人称之为“水落石出”，美国人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的说法。对于心智和见识在平均线以上的人，不管是身处其中，还是作为世事观察者，你不需要等到水退到脚脖子才知道退潮了。

人是一种精神世界复杂的动物，说好听点是丰富多样，说不好听点是颠三倒四。这是人性常态，一个典型表现：即便知道了道理，不一定愿意按道理去做，即便愿意按照道理去做，也不一定有能力做到。至于连道理也不知道的，只要运气足够好，也能糊弄到寿终正寝。只是，运气是不可重复的。

历史和现实不是由单独发生的一个个事件组成的，而是由不同趋势的时段组成的。所以，单独看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某个事件，没有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探究某个时段的大致趋势。

2021年底，华尔街可能是美国最后一个对天朝经济乐观的行业堡垒，虽然墙上已经出现无数裂纹。这种乐观基于过去几十年天朝经济一直克服不利因素，持续增长，但忽略了华尔街自己的投资信条：过去的成功不预示未来的成功。绝对控制和武断决策是一对孪生兄弟，制造的不确定性四十年未有。很难让人相信，天朝各行各业的私有企业主一片哀嚎 — — 除了防疫行业，但华尔街可以在那里逆流而上赚大钱，个别投行可能会，但能开的后门就那么大 — — 那是政治后门，不是经济大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给华尔街在天朝的投资带来难以预估的风险。如果对抗升级，华尔街在天朝投资的风险也会升级。

在没有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资本追逐利润，政客得过且过；但中美关系进入危机时段，即便最乐观的说法也至少是面临重大危机，现在看不到改善的空间有多大。更糟糕的是，危机升级的可能不比改善的可能低。华尔街有赚钱的能力，但赚钱在国与国关系中从来就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几年，美国政客和媒体越来越频繁地使用“existential threat”讲中美关系，天朝的宣传早就把美国当成ET。了解一点政治哲学术语和欧美历史的话，会知道这个词在美国语境中意味着什么。这是判断近几年和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词，跟谁当总统关系不大。其他各行业，包括华尔街，都不得不随波逐流。

美国人除了认钱，还有强烈的价值认同，把自由、平等、追求幸福作为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认同要素。二战前，很多欧洲人不太理解，强烈的个人主义，加上不同种族，贫富差距巨大，漏洞百出的联邦制度，美国具备了分崩离析的完美条件，但内战后国家却越来越稳固。梅达尔从瑞典在美国来研究这个问题。发现美国人比任何欧洲国家的人都更强烈地认同一些抽象价值，就是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等。梅达尔把这些价值称为“美国信条”，他发现不仅有钱人和中产相信这些价值，而且穷人和处于种族隔离中的南方黑人也相信这些价值。这些年，美国不同政治光谱上的各方争来争去，但万变离不开“美国信条”中的价值。

了解这种心态，就是美国人除了爱钱 — — 芸芸众生都爱钱，也有比很多国家的人更强烈的价值认同。这种强烈的价值认同，像梅达尔说的“粘合剂”，把美国不同种族、不同阶层、贫富悬殊的人群结合成一个国家，就会理解，为什么美国民间越来越把天朝当成existential threat, 不只是经济方面 — — 美国从跟天朝的贸易获得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价值方面，天朝那种全面控制社会、全面控制人的意识形态对美国价值形成巨大威胁。全球化越紧密，普通人和政客的这种威胁感越急迫。如果像梅达尔分析的那样，美国是一个由“美国信条”粘合在一起的国家，美国人自然把那种颟顸武断的独夫意识形态当成威胁，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过去四十年，天朝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让很多人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的“常态”，但这个“常态”之前是另一个“常态”，那个“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把官僚系统当成一架绞肉机，并扩大到经济、文化、教育等。这四十年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停止了那个系统的绞肉机功能，现在貌似已经部分恢复了。从历史上看，政治的绞肉机一旦启动，就难停下来。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最近不少英文媒体的文章在分析天朝经济失去动力的问题 — — 是说失去动力，不是说已经停下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华尔街也有大佬去中国，被有些靠不停说话揾食的才俊比作基辛格 — — 当年基辛格去中国是为了联中抗苏，不知道如今那位大佬去中国是为了联中抗谁。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类比被很多人转来转去，相当无聊。美国人不愿短期内付出重大代价跟天朝脱钩，这一点很清楚，得过且过还会继续，但中美关系面临危机，民间频繁使用existential threat，这些因素不可能不增加在天朝投资的风险。一边跟美国对抗，一边开动政治绞肉机，一边让资本家挣大钱，这幅美景可能么？

天朝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 — 几十年前，正是因为美国看到天朝的这种潜力，才为资本大举进入天朝扫清障碍。但潜力要转化成现实需要一些条件，过去四十年，天朝跟发达国家合作为主，创造了这些条件，经济突飞猛进，但这些年，天朝显然意识到这些条件中的一些正在威胁权力的稳固，正在全力剿灭那些他们认为是威胁的条件。全面控制，包括恢复官僚系统的绞肉机功能，都是权力对不安全感的反应，其paronia程度，不比毛时代差，所以才会有人拿毛的做法来对比。很少人相信，会完全恢复毛时代的做法，但显然是在以毛时代的很多做法恢复毛时代的全面控制。这种做法制造的经济风险有多大？答案肯定超越了经济分析本身的范围。

一个常识性问题：世界上有哪一个经济体，全面控制、武断决策的条件下，经济能持续强劲发展？当然，一些坐井观天的才俊相信天朝永远创造奇迹 — — 奇迹在常识之外，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普通人不靠奇迹生活和思考。有人貌似相信，其他内部和外部有利发展经济的条件都在弱化，或者干脆不存在了，比如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相对职业化的不受党棍打压的技术官僚系统，商人阶层的安全感和对未来市场的合理预期，大致正常运转的司法系统等 — — 如果这些都迅速退化，天朝只靠基础设施完善、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管控严厉、人民贪婪，经济就能持续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靠奇迹。考虑这些因素，只是说天朝还有巨大发展潜力，没有意义。这个做生意的人早就知道。有意义的问题是，现在去天朝做生意，除了考虑生意本身的风险，还必须考虑国内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风险，这种风险有时候更要命。只是部分恢复官僚系统的绞肉机功能，加上向其他行业的外溢效应，就够做事的人喝一壶，肚皮能撑到什么时候，取决于各行各业肚皮有多大 — — 从以往看，足够大。如果社会上稍有才能、稍有见识的人都噤若寒蝉、鸦雀无声，只有一群老紫红和小粉红张牙舞爪叫唤，对外叫板，跟发达国家对抗，威胁周边，同时，资本家却能继续创业发大财，民众生活蒸蒸日上，经济强劲发展。那是平行宇宙的美景。

今天看去年十月份提及的那副平行宇宙的美好图景转眼成了烂摊子。无知无畏、自我膨胀、颟顸武断在加速制造四十年未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现在可能只是危机的初级阶段。这十年，见识和心智在平均线以上的国人大都经历了或快或慢的预期转变。趋势跟着预期走，这半年迅速明朗化。不少人嘲笑那位小学生如何如何，其实很多博士教授也是那种见识。所谓“东升西降”之类都是知识分子发明的梦呓，这十几年，很多国内知识分子相信这种东西。人是环境的动物，长期经济增长会让人丧失正常判断力，有朋友讲，中国知识分子是被持续的经济增长驯化了。中国的官界和学界都是相对封闭的吸血鬼系统，在里面呆久了，大多数人会丧失人间常识，产生身处平行宇宙的幻觉。

一些过气的西方政客专门靠向中国的官界和学界贩售能助长他们幻觉的理论鸦片赚大钱。十几年前的所谓“北京共识”就是拉莫、基辛格之流炮制出来变现的一个样本。“北京共识”是英国人拉莫于2004年提出来的。拉莫曾做过《时代》的编辑，2002年搬家到北京，随后加入基辛格的咨询公司揾食。这是他提出“北京共识”的背景。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中国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北京共识”引起更多人注意，国内官方也开始大力宣传“北京共识”的国内版 — — “中国模式”。对于什么是“北京共识”，拉莫本人的表述含混不清，但政治色彩浓厚。比如说以地缘经济达到地缘政治的目标，以确保经济和政治主权，并制衡美国的影响。有人对“北京共识”总结出五条：一是渐进改革，二是实验创新，三是出口拉动增长，四是国家资本主义，五是威权政治。这大致是以倡导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

《经济学人》曾刊文指出，“北京共识”是一群“美国智库的学究和中国扑扇羽毛的书生”发明的东西，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不过，拉莫显然不是个学究，他的老板基辛格更不是。很多人批评“北京共识”把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威权政治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原因是天量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对外资充满吸引力的巨大市场，极高的居民储蓄率，还有美国和欧洲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开放。

“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说法在2008年后流行过一段时间。前几年，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债务问题浮上水面，外汇储备大幅减少，这种提法听到的越来越少。天朝花大钱在亚非拉推广的几个“北京共识”典型没有一个成功，比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巴基斯坦等。这两年，天朝在国内外矛盾方面进入危机酝酿时段，已经听不到有人再提“北京共识”这回事。拉莫和基辛格的钱也早入了腰包，中国的官界和学界吸他们贩卖的理论鸦片也high过了，现在是幻觉消失后的混沌时段。时光是最好的法官。

回顾这十年，算是“预期”转换期吧，就是心智和见识在平均线以上的国人从对未来的乐观预期逐渐变得悲观，其间有些小的反复，但整个过程相当明朗，到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人们的行为跟着预期变，逐渐形成趋势，不是人力可以逆转，权力再大也没用。2013–2015时已经明确有今天的预期并付诸行动的那个精英人群，算是先知先觉吧。2015年后，机会窗口越来越小，不少人贪图眼前小利，就主动或被动地闷在那里了。趁那个时间窗口出海的万亿美元资金，很多并不赚钱，但至少钱还是自己的，不用担心失去自由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

国内的教育是个阉割常识的过程，加上社会氛围刺激人性中的贪婪，让很多心智并不太低的国人养成一种“缺少常识的贪婪”性格。一个简单的例子，李嘉诚大面积撤资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天朝房子上押宝下注，而且嘲笑李错过了天朝后面几次不动产涨价的机会。观察一下，当年那个换美元出海的绝佳窗口，各种人的表现，即便在有钱人中，见识、心智天差地别。即便见识和心智不太好，只残留些常识的人也会有个基本认知：李嘉诚比自己有见识。这不是常识么？“缺少常识的贪婪”将毁掉积累的财富。

当年有些小生意人，看到一些消息灵通的大户成规模换美元出海，自己也跟着做。他们并不一定能预见到今天的状况，但他们学习的榜样肯定预见到了不到十年后的今天会是个什么烂摊子。但在天朝的大环境中，有那种见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生意人直到2018年还在做“东升西降”的春秋大梦，赚了些快钱，出国游了几趟，就觉得自己看清了世界大势，可以指导美国和欧洲怎么发展。不只是天朝伟人才那德性，天朝各行各业，从部长到街上打零工的群众，很多人是那德性：指导世界应该怎么做。那种做派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前些年，遇到不少这种对世界缺少认知却自我才俊化和自我栋梁化的生意人和知识分子。现在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道声“珍重”吧。那是两个很沉重的字。